让普通人读懂专业历史，数字人文如何做到？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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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人文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这个具有跨学科特质的理念和方法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是面向未来的历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讨论了数字人文在与历史研究结合之后所具有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原文 ：《发挥数字人文在史学研究中的效用》

作者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涛

图片 | 网络

数字人文在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学术语境之后，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数字人文成为热点不全然是一件坏事。它能够带来更多学术创新和跨领域的合作，拓展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因而对学界的发展肯定具有积极价值。即便是在相对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数字人文方法似乎也找到了突破口。不论是“数据驱动”的研究理念，还是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学研究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都取得了很多不俗的研究成果。

数字人文会重蹈计量史学的覆辙吗

乐观的研究者兴奋地宣告数字史学已经代表了史学研究的未来，而对新技术、新理念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还很疑惑：融合了数字工具的历史研究，除了徒增绚烂的技术和复杂的公式之外，是否解答了真实的历史问题？其实，这两种立场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盲点。回顾一下史学史，我们就会发现，类似传统与激进的史学方法或理念之间的冲突共生，并非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偶发事件。

计量史学曾经踏着七彩祥云进入历史学科的后院，掀起了波澜。计量史学是理性主义思潮或者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历史学的产物，以至于如勒华拉杜里这样的激进者曾乐观地估计，未来的历史学家首先要是一名程序员。或许程序员的门槛太高，勒氏自己也没能兑现诺言。之后，喧闹一时的计量史学不断遭遇主流史学阵营的质疑，特别是在史学家祭出历史研究应该强调学者的个性，“数据驱动”的方法会丢失历史学科丰富的人文意蕴这样的观点之后，计量史学几无还手之力。所以，计量史学之后，西方的史学实践经历了一场“叙事的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其旗手便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计量史学崭露头角其实是1960年代以来历史学追求社会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斯通看来，叙事才是历史学家的传统技能。斯通这样定义叙事：它按时间顺序组织内容；它专注于连贯的故事；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关注人物，而不是抽象的环境；它处理个体和特定的问题，而不是集体和统计性的问题。从斯通的立场看，计量史学之后的叙事历史才能代表“新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书写试图发现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及过去的生活状态，这些现象只能通过重新启用历史叙述才能得到展示。自诩新历史学家的斯通其实呼应了许多传统学者对计量史学的尖锐批判：在这样的研究中只有精确的数字而没有人性的光辉。

毫无疑问，从计量史学再到叙事的复兴，西方史学史经历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在数字人文喧闹的繁华背后，我们或许不禁反思，数字人文会不会复现曾经的轮回呢？

最乐观的估计是，数字人文不应该与计量史学相提并论，它肯定不会重蹈计量史学的覆辙，这是因为数字人文有着比计量史学更宽泛的学术内涵。虽然数字人文也强调量化统计、数据驱动，但是它开放的延展性让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甚至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历史书写的真实内核。

“数字发布历史”的亲和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这个概念至少有两个基本含义：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讨论如何更好地记录和书写历史。换句话说，历史叙述是历史学的要义之一，这其实正是斯通强调“叙事复兴”的重要理论前提。

可惜，虽然历史叙述如此重要，但是在数字人文进入史学研究阵营之前，关于历史叙述的理论与方法其实没有任何突破。传统上，历史叙述以语言为基础，通过文字、印刷物等媒介来承载和传递，因而完全是基于文本的。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语言、文字是历史记忆呈现的主要方式。通过语言、文字将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是历史记忆呈现、输出、表达的方式。”（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页。）但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改变历史书写的话语形式与内容，为非视觉的、基于文本的历史叙述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替代方案，这必将有效地改变历史叙述的形态。

数字公众史学的崛起就是数字技术参与历史叙述最好的注脚。在市民文化的传统中，民众对历史向来怀有浓厚的兴趣。专业的历史学家将公众对历史知识和思想的需求概括为历史意识，用德国史学理论专家吕森（Jörn Rüsen）的总结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的要点在于利用历史资源适应当下，为人类社会的行动提供立足未来的视角。公众史学项目就是为了满足民众对历史认知的需求。这项任务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完成，即经由通俗读物、博物馆等载体在物理空间展开，实现面对面接触。但是，当传统的书籍、展览不能适应民众的多元化需求时，越来越多的公众历史学家通过数字手段（如社交媒体、虚拟博物馆、在线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数字模拟等）在虚拟空间与受众进行交流，由此，各种数字公众史学项目应运而生。

实际上，在中文学界，关于“public history”有多种翻译方法，尚无定论。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理解“public”。从词源上看，“public”隐藏着“公开”、“发布”的含义。望文生义的话，“public”就是将思想、观点和意见等通过报纸、书刊、网络或者演讲等形式公之于众，向外界传输消息的过程。在数字人文的技术和理念参与到历史叙述的过程之后，“digital public history”在我们的语境中就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发布历史”，即将历史研究成果通过数字化媒介，如图像、音频、视频等呈现给学院派之外的受众。

这成就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叙述方式，让历史书写具有了更多可能性，比如在线历史书写。简言之，在线历史书写就是基于Web2.0技术来完成历史叙述。数字公众史学与网络技术的融合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发布历史”的亲和力。在线书写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叙述的线性模式，还会带来参与性、互动性，可以使读者在多种媒介之间自由转换，更好地实现让专业历史知识成为“普通民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这个目标。

数字历史并不能取代传统历史

当然，数字历史叙述的目标不是取代传统历史的叙述模式。后者重视论证性、综合性，对史料的解读致力于透过现象进行深层次分析；前者努力拓展历史呈现过程中的协同性。我们应该明白，虽然数字历史叙述倚重技术架构，但是好的历史书写原则在数字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仍然占据关键地位。不管任何数字历史叙述使用多么奇幻的技术手段，故事内核仍是其最主导的部分。随着数字历史叙述在更多公众史学项目中得到应用，“数字发布历史”项目应采用与传统历史书写类似的学术标准来评价数字历史叙述。

数字人文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参与历史叙述，这正是其避免重走计量史学发展弯路的优势。从史学史的维度看，计量史学提供了一种跨界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它仍然使用传统的路径进行历史书写。这样一来，计量史学就如同百花齐放的史学流派一样具有可替代性，而数字人文用构建历史叙述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回到最开始的疑问，历史学者要以何种立场面对数字时代的降临呢？学术本来就应该百家争鸣，如果有大一统的方法和理念，显然就意味着对学术创新的禁锢。因此，数字人文纵有千般好，也不应该排斥传统。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技术的手段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讲述历史故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使用呢？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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